以全球化視野構建“大貿促”體系

——專訪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朱晶

白鋒哲

2019年06月25日09:09  來源:農民日報
 
原標題:以全球化視野構建“大貿促”體系

朱晶,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召集人。先后擔任世界銀行咨詢專家、聯合國糧農組織咨詢專家、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大會最佳書面報告評審委員會委員、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委員會農業與食物委員會委員,國際農業磋商組織(CGIAR)國際畜牧研究所董事局董事等。

本報記者白鋒哲

隨著中國深度融入世界,以及國際國內市場聯動不斷增強,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農產品資源是必然趨勢。近年來,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如何理性看待這種現象?如何從多種緯度、以國際視野認識農產品出口的意義和作用?國外在農產品出口促進方面通常采取哪些舉措?哪些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近日,記者對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朱晶教授進行了專訪。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她一直關注中國的農產品貿易,許多研究與此密切相關。

應形成出口與內銷良性互動

記者:許多農產品出口企業在接受采訪時反映,一方面,中國農產品的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各項成本在不斷上漲;另一方面,中國農產品出口面對的壁壘越來越多,門檻越來越高。您認為農產品出口當前面臨哪些挑戰?

朱晶: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資源約束趨緊,加之國際貿易環境日益復雜,我國農產品出口面臨諸多挑戰,突出表現為:

第一,非關稅貿易壁壘嚴重阻礙我國農產品出口。隨著關稅稅率逐漸降低,關稅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正在大幅減弱。取而代之的是以動植物檢驗檢疫標準(SPS)和技術性貿易壁壘(TBT)為代表的一系列隱蔽性更強、更不易監督和預測的非關稅措施,而我國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恰好又都是世界范圍內主要使用SPS和TBT措施來制約貿易的國家和地區。

第二,新興市場開發力度不足,制約我國農產品出口潛力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潛力巨大,然而這些國家食品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法律制度體系龐雜,語言差異大,通報機制不暢,貿易管制措施不透明,加之對于這些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我國目前缺乏有針對性的貿易促進項目,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向新興市場的農產品出口。

第三,優勢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我國出口農產品一般以初級農產品和粗加工為主,附加值低,缺少品牌建設,長期以來依靠價格優勢獲得競爭力,但是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農業資源成本上升導致生產成本不斷增加,價格優勢持續減弱。

第四,農業貿易促進體系不健全。目前我國農業貿易促進體系尚不完善,未形成針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特點和具體貿易問題的專項出口促進項目,也缺乏必要的國際貿易預警監測等服務。

記者:在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競爭力減弱的同時,我們國內的消費需求不斷升級,國內消費市場巨大,是否可以減弱對農產品出口的推動和促進,將出口引向內銷?

朱晶:入世以后,中國農產品除了出口的數量大幅增長以外,出口的質量起點也在穩步提升。在由被動適應到主動追求國際標準的過程中,不少企業已經建立了非常完備的質量監管和產品安全監管體系,并且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口碑。應當樹立“一個標準、兩個市場、以外促內、統籌發展”理念,培育出口農產品國際競爭新優勢,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促進優質農產品既有出口保障,又能全民共享。一方面,農產品出口與內銷相互促進,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出口競爭,對接和滿足國際標準,有利于企業生產更高質量、更好滿足國內外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同時也能推動企業的技術革新和管理水平的國際化,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拉動優質農產品供應,確保調出的土地仍然用于農業生產,提高了資源使用效率。因此,農產品出口企業應該國內外市場并重,利用出口與內銷之間的良性互動,不斷提高農產品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做大做強兩個市場,進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農業現代化發展。

農產品出口有著特殊重要意義

記者:可以看到,不管農業在本國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多寡,各個國家都非常重視農產品出口。應該如何認識我國農產品出口的的重要性?

朱晶:無論是橫向國家之間比較還是縱向歷史比較,農業的重要性在新時期、新階段不斷得到新的佐證。以美國為例,作為世界農業大國,美國不僅養活了近3億人口,還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盡管美國農業無論是GDP還是從業人口比例都在總量的1%-2%左右,但美國仍然一直高度重視農業,除了充足的農業科技投入以外,美國政府長期實施農業補貼政策以保證農民收入、穩定農產品價格、確保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對我國來說,農產品出口有特殊重要意義。

一是農產品出口能夠擴大就業,促進農民增收。農產品出口企業對農村人口就地就近就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企業通常設立在產地附近,便于采集原料和加工,這對于解決農村就業增收有很大意義。

二是農產品出口能夠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相較于一般農業生產主體,出口企業具有生產方式更先進、資本更充裕、管理更高效、生產要素回報率更高等特點。此外,作為向歐美等發達國家主要出口的農產品,我國水產及蔬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具有經濟回報高、國際競爭力強的特點。生產要素向出口企業和優勢農產品生產領域的流動極大促進了我國農業資源的重新分配和對產業結構的優化。

三是農產品出口能夠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和科技進步,提升產業競爭力。相比于國內通行的生產標準,主要進口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出于環境、質量與安全等因素的考慮對我國出口農產品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國出口企業通過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加大科技投入、規范生產流程,持續克服了一系列“綠色”與技術性貿易壁壘,并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上述寶貴經驗對我國企業了解國際農業的基本情況,推動國標與國際標準互認、建立農業生產環保機制、提高農產品技術含量、建立生態農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

四是農產品出口能夠優化農業經營體系,促進產業融合。長期以來,我國農業一直面臨著小生產大市場的問題。相較于一般生產主體,出口企業具備專業化、規模化、集團化程度較高及適應市場需求快的特點。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正通過并購或新建等途徑努力實現農產品生產、加工、出口一體化。行業的垂直整合與供應鏈的不斷完善有助于打造一批農產品龍頭企業,加大企業間競爭壓力,促進優勝劣汰。

應多為企業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務

記者:如何增強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國外在農產品出口促進方面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舉措?哪些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我國在農產品出口促進方面應該確定哪些重點方向?

朱晶:如何在進口不斷加大的同時,著力提升我們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出口水平,穩定農業就業,確保農民增收,是新形勢下做大做強我國農業的重要戰略。

增強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可從四個方面發力:一是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科技投入,保持價格優勢,建立品牌優勢。二是完善檢驗檢疫、技術和環境標準。我國農藥使用方法不規范,對進口國農藥殘留標準與法規了解不充分、信息不對稱,未建立統一標準體系,導致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頻頻受到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三是開拓多元化出口市場。出口市場多元化,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拓新興市場,可以分散出口過于集中導致的風險。四是積極參與國際對話和貿易談判,提高國際事務參與度和話語權,為我國農產品出口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國外很多國家都采取了農產品出口促進措施,如美國、歐盟國家等,甚至包括不是出口大國的日本。以美國為例,美國農產品出口促進措施體系非常完善,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法律保障體系健全。美國農業法案專門就農業貿促工作進行規范,通過立法形式為農產品出口促進相關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保證了農產品出口促進的力度和持續性,提高了農產品出口促進項目的可操作性;第二,財政投入充足。美國在農業貿易促進方面充足的財政投入保證了各項出口促進項目的有效實施。根據美國2008-2018年三期農業法案的記載,美國在貿易促進方面每年都保持2.5億美元的財政投入,并提供60億美元的信用擔保。面對2018年發生的中美經貿糾紛,美國政府更是新增2億美元的貿易促進投入以專門應對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第三,實施機構職能明確。美國實施的兩大類農業貿易促進項目(出口市場發展項目和出口融資支持項目)均由美國農業部海外農業服務局(FAS)統一負責實施,保證實施主體權責明確,避免重復性工作,提高實施效果;第四,出口促進項目目標明確,涵蓋領域廣。美國農產品出口促進項目目標明確,針對不同的問題、產品以及市場,可以申請不同的貿易促進項目,涵蓋領域非常廣且具有針對性。比如,特種作物技術援助項目(TASC)可以有效地幫助美國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

盡管美國農業貿易促進措施體系非常成熟有效,但是由于國情不同,有些措施在我國的適用性值得進一步考究。比如,美國農業貿易促進最大的特點是通過農業法案將支持手段固化,這種法案既帶有立法性質,又類似預算安排,目的是為貿易促進提供持續、穩定的支持保障。而我國不一定要建立單獨的法律,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在農業貿易促進方面有穩定預算和持續資金支持的效果。另外,美國貿易促進體系更多采用項目制,企業直接申請項目。在中國目前狀況下,出口促進支持全部直接投向企業不現實,且存在尋租風險。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最好循序漸進,先啟動一些較容易起步的項目,例如公共服務,通過普惠性的服務降低企業成本。

打造“大貿促”體系,推動優勢農產品出口

記者:您在今年“兩會”期間提交了“打造‘大貿促’體系,推動優勢農產品出口”的提案,請您介紹一下。

朱晶:針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面臨的挑戰并借鑒發達國家貿易促進工作的成功經驗,我國應盡快構建“大貿促”體系。“大貿促”體系建設具體包括:一是加速完善農業貿易促進保障體系,夯實貿易促進工作開展的制度基礎和頂層設計,以保障我國農業出口促進有持續和穩定的支持,可以以條例、規定、文件或預算案的形式;二是擴大農業出口促進范圍,實施有針對性的貿易促進項目。對于容量飽和的市場,重點是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高端化;對于新興市場,要重視提前布局,特別是那些經濟增長較快、消費提升有潛力的國家,要早些培養對中國產品的認知和忠誠度;三是明確實施主體,加強農業、海關、商務、財政等多部門間溝通協調。農業貿易促進工作應該由農業部門牽頭負責,匯集更多的資源,統籌海關、財政、商務等部門及企業具體行動。現有的管理方式和組織機制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改革;四是加大財政投入,提供專項資金支持,提高補貼力度;五是積極參與國際貿易磋商,了解國際貿易政策。在構建我國出口促進政策體系的同時需要重視WTO規則的合規性問題,避免構成出口補貼,避免地方性政策違規。

中國農業的許多問題是全球化格局下產生的,因此,必須要用全球化視野來審視和尋求解決之道。面對當前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個別發達為代表的單邊主義傾向和糧食能源化與金融化等貿易國際環境,以及仍有大量模糊地帶的國際規則體系,我們如何更好地主動應對貿易的挑戰、掌控主動權,吃透規則、用好規則,在今后的貿易談判中積極參與、主導重塑與設計國際規則,以爭取對我國有利的貿易制度安排和貿易環境,都是亟待進行更深層次探索和研究的議題。

(責編:羅知之、楊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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